黄胄（1925.3~1997.4.23)，男，原名梁淦堂，字映斋。因其父四十多岁方得此子，取乳名“老傻”，以求平安。“黄胄”是初中时自己起的笔名，以后一直沿用此名。曾用名梁叶子、苗迪。文革中作品曾题名梁蓬、梁泉。1925年3月生于河北蠡县，后迁居西安。早年参加革命，任西北军区战士读物出版社编辑。1942年任蠡县中学美术教员。1946年任陕西省西安雍华图书杂志社主编。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创作员，美术组组长。1955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公司顾问。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黄胄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原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出版有各种文本和不同形式的《黄胄作品集》三十余种，理论文集有《黄胄谈艺术》、《黄胄书画论》等。

　　八岁前在家乡渡过。从小接触了大人玩狮子、踩高跷等民间杂耍；看了城隍庙里因果报应的民间壁画；常听母亲吴建芝讲述二十四孝的民间故事。祖父梁景峰务农之余，爱好唱戏，每年都当村里会首，搭台子唱戏。父亲梁建勋先是乡村先生，后参加旧军队，喜爱书画艺术。这些对他童年艺术兴趣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黄胄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艺术天分。他上学时常在书本上涂画；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画起戏中人，能分清并画出戏中人物脸谱，也画家畜，给父亲写信也要画上几个小人。一次，村中一位老者头戴草帽骑一辆自行车从他家门口经过，他立刻用土块在墙上画出一个头戴草帽骑自行车的老头。祖父看后让他再画一个，他很快在地上又画了一幅同样造型的画来。

　　黄胄早年师从赵望云、韩乐然学画。对黄胄的艺术生命影响至深的是1948年随赵望云到西北写生。新疆的民族风情、黄泛区的人民苦难，拨动了黄胄的艺术之弦。1949年，黄胄又入伍到西北军区从事战士读物美术工作。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认识，是黄胄新疆题材的来源。  

　　黄胄为推动当代美术的发展、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深入边疆，勤奋作画，从50年代的《苹果花开的时候》、《洪荒风雪》、《赶集》，到七八十年代的《百驴图》、《风雪夜归人》、《送粮人》，黄胄在丰厚的生活根基上，形成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是国内最早突破蒋徐体系的人物画家。他在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曾经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奖。70年代后期，他曾为纪念周恩来绘制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传世之作。梁黄胄的艺术实践为当代美术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广的影响。  

　　梁黄胄不仅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同时还是社会运动家。80年代初，他与著名画家李可染、蔡若虹、华君武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而炎黄艺术馆的创办则是梁黄胄更为杰出的代表作。1986年黄胄在新加坡办个人画展时引起了轰动，有人提议建立黄胄艺术馆，他说，我个人不足以建馆，要建就建属于炎黄子孙乃至人类的炎黄艺术馆。经过4年的筹措兴建，1991年，我国第一座大型民办公助的现代化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终于建成了。梁黄胄任艺术馆馆馆长，并捐献出自己收藏的古代书画文物200余件和代表代、速写作品1000余件。6年来，炎黄艺术馆在保护、弘扬民族艺术，推动艺术教育公益事业发展以及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梁黄胄的艺术道路、治学精神以及对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执著追求，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1997年4月23日，著名艺术家黄胄逝世。

　　黄胄夫人郑闻慧女士访谈录  



刘晓林采访黄胄夫人郑闻慧

　　炎黄之胄兮举世皆闻  一胄炎黄兮翰苑天慧

　　黄胄夫人郑闻慧女士访谈录

　　文/  刘晓林  

　　黄胄夫人郑闻慧在接受刘晓林采访

　　编者：康有为在20世纪初曾经向整个画界大声发问：如果让你们画出建章宫千门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御林军郊原狩猎时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试问数百年来所谓的画家名手有谁能做得到吗？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不仅画出了千家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了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更画出了《洪荒风雪》后神州大地的《飞雪迎春》；画出了炎黄子孙多少年来为之苦苦追寻的《广阔天地》。

　　他，便是黄胄。

　　在黄胄先生诞辰81周年之际，炎黄艺术馆建馆15周年前夕，我们采访了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女士。刊出了部分作品，以表达对艺术大师黄胄先生的深切怀念以及郑闻慧女士的深深景仰。

　　刘晓林：黄胄先生是新中国绘画史上重要开拓者，也是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将西方素描与中国笔墨相结合，他那全新的精神、意境、手法开辟了中国水墨画的新时代，弥补了严格绘画写实带来的弊端。在谈论他的艺术成就前，请郑馆长先谈一下黄胄先生的艺术生涯。

　　郑闻慧：1925年，他出生在河北蠡县梁家庄的一个贫苦家庭。（梁家庄还走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艺术家、《红旗谱》的作者、黄胄的堂兄梁斌先生。）1933年黄胄随母亲到了陕西宝鸡，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在此期间，黄胄遇到了对自己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两个人——赵望云先生和韩乐然先生。

　　刘晓林：黄胄先生说过：“在我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的影响”。这四位画家，除了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外，另外的两位是谁？同时问一下，黄胄先生与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的相识，谁更早一些？

　　郑闻慧：其余两位画家指的是司徒乔和徐悲鸿先生。黄胄认识韩乐然先生更早一些。韩乐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过油画，接受了很多当时先进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初，韩乐然先生在政治上很不如意，就一个人游梭于秦川一带。韩先生很需要一个背画架，同时又能聊得来的人。这时黄胄与他相遇了,对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正处在少年时期的黄胄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黄胄陪伴韩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应该说韩乐然先生给了黄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视野方面使黄胄更开阔了。1944年初，黄胄又拜对自己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赵望云先生为师。直到1949年参军，黄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赵先生家中。1945年冬，赵望云先生的朋友、河南《民报》社长傅恒书约黄胄去他那里工作，到黄泛区写生。黄泛区内灾鸿遍野、瘟疫横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使黄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国画、漫画、木刻各种形式画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其实赵望云先生在1935年时，就曾到山东、江苏等水灾地区写生，在很多方面他们师生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道主义、忧国爱民的情感贯穿了他们师生的一生。

　　刘晓林：是的！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黄胄先生则更彻底，他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种艺术观可不可以说是真正形成于黄泛区的写生期间？

　　郑闻慧：黄胄的黄泛区写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他自己也曾说过，两次黄泛区写生对于自己非常重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义奋斗，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到处是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作为画家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1949年参军后，黄胄来到了新疆，从此一生与新疆结缘，创作了大批反映祖国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黄胄看作了自己的画家。后来，由于国家需要及幸遇徐悲鸿、丁井文、罗工柳、陈忻、黄镇等人，使他有机会来到了北京。

　　刘晓林：据说，当时徐悲鸿先生对黄胄先生作品大为赞赏？

　　郑闻慧：徐先生是伟大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了不起的伯乐。在解放初期第一次美展排选作品中他看到了黄胄的作品，觉得很有生活，无论是笔墨还是内容等方面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从纯艺术角度来看，那时黄胄的作品中仍有不太完美的地方。据说，徐先生几次将黄胄作品从众多参选作品中拿出，并且讲宁可自己的作品不展，也要展“黄画胄”这个年青人的作品。黄胄创作《爹去打老蒋》时，还在新疆。那时，徐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向徐先生要美术教师。徐先生说，你们西北就有一个“黄画胄”画的不错。他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黄画胄”。来北京后，故宫、琉璃厂等是黄胄经常去的地方。在50年代到70年代，他临摹了大量的古画。文革期间，黄胄和其他老艺术家一样，遭遇了无法遇料的磨难。他经常说：“我将来怎么办？干什么？难道中国画我就不能再画了吗？”。

　　文革结束后，他离开总政治部创作室，直接领导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创建工作，后来又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由民间发起，政府和社会广泛支持的大型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他不止一次说：“……连保护和收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都做不好，我们岂不是愧对祖先，愧对历史，更愧对子孙吗……”炎黄艺术馆是黄胄一生呕心沥血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他为此耗掉了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

　　刘晓林：黄胄先生的一生有很多可讲的事情，作为艺术大师影响了很多人，推动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几千年中国绘画史上一标志性人物。因为谈到中国画研究院和炎黄艺术馆的创建，我想在谈黄胄先生艺术前再谈个题外话。我反复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定烙印，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从艺术本身来分析评论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的中国美史上产生了不少伟大的艺术家，除了大的时代背景相同外，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如果从思维角度考虑可分两大类：可以理解的和值得敬佩的。可以理解的艺术家很多，值得敬佩的艺术家太少。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出世与入世，出世与入世任一方面做好的人都可以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者，是可以理解的。而真正的伟大者要两方面都要处理好才行，是值得敬佩的。无疑，黄胄先生属于值得敬佩的行列。进一步说，有的艺术家会沉沦于环境，有的艺术家力图超脱于环境，而黄胄先生做到了适应环境并且最大限度的改造环境。

　　黄胄先生与同时代的大艺术家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外，在生存方面明显强于其他艺术家，是伟大的实干家，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设想，他不从事艺术的话，其他方面也会很有成就——比如做企业。

　　郑闻慧：文革期间，黄胄非常困惑。我曾半认真的对他说，实在画不了画，我们去河南黄湖种葡萄去。我知道种葡萄绝不是他的生活，更不是他的奋斗目标。不过，他葡萄种得确实不错，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在创建中国画研究院时，李可染先生多次提到，具体的事情交给实干家黄胄去做。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和朋友们就憧憬过建一所自己管理、供国人欣赏和研究的博物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直到80年代中期，他到国外办展访问后，更加坚定了几十年前的想法。改革开放没有多久的中国，那时由民间人士发起，自筹资金创建一个大型文化设施，是受到诸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和制约。黄胄抱着病弱之躯，奔走呼吁，努力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常参加各种获得援助的谈判工作，我也跟着学了不少。至今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黄胄对我说：“和别人合作，一定要首先考虑他人所需，要互惠才行。否则事情不可能做好”。

　　刘晓林：中国美术史上天才的艺术家不多，具备天才并且极其勤奋的艺术家更不多，天才勤奋兼备同时人情练达的艺术家更少之又少。如果选几个人的话，我想黄胄先生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徐悲鸿先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徐悲鸿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政治家，黄胄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企业家。）

　　题外话谈得有点多了，下面我想就黄胄先生的艺术成就、对中国美术史的贡献以及留给世人的宝贵启示等方面，请郑馆长重点谈一下？

　　郑闻慧：其实这个问题我是不好回答，只能根据我想的几方面结合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赵望云先  



生把艺术引入了十字街头，使艺术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徐悲鸿先生把西方画法引入了中国，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吸收了外来营养。总的来说，黄胄继承了二人之长，并且将其扩大化。古时候士大夫画家看人民群众是俯视，解放后画家看人民群众是仰视，应该看人民群众是平视，黄胄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完全走了一条生活之路，并且完全走进了生活。如你前面提到的，他完全贯彻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黄胄把西方的素描与中国笔墨结合的很成功，更加突出了所塑造对象的生动性和笔墨的流畅性。

　　黄泛区写生我们已经谈过，如果把黄泛区看作黄胄艺术观产生转折的地方，那么新疆是他艺术生活的基地。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是黄胄绘画的重要题材，为了更好表现沙漠中绿洲上能歌善舞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豪爽奔放的性情，为了表现祖国的西北边疆之美，他多次到新疆各地深入生活写生作画。几十年来，他曾与边疆牧民同吃一盆抓饭，同睡一个毡房，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一次为了画好俩位牧民，他赶了200多里路。因为他与当地牧民情感是那样交融，对当地牧民生活是那样熟悉，所以他笔下表现的一切都很传神、都很可亲和自然。

　　刘晓林：黄胄先生笔下不仅仅描绘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千姿百态、非常真实，其它方面的内容也是如此。要达到如此我想仅深入生活也是不够的，还要观察和研究生活。据说，一次黄胄先生乘车外出，一只马蜂落在了他的袖口上，他竟然不让别人把马蜂赶走，还笑着说这是难得的一次观察机会。病重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还观察研究窗外枝头上的小鸟。黄胄先生也曾说过：“几十年来，我敢于不断进行创作，主要是根据生活起草图，去生活中练基本功，根据生活的感受来创作……”

　　郑闻慧：的确这样，黄胄的艺术题材得益于生活，而艺术表现得益于生活中他的速写。速写贯穿了他的一生。黄胄的速写不仅是创作的素材，其自身也具有很高的独立艺术价值。大家都知道速写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快，黄胄作画也是非常快的。当年给丁井文先生画群驴图时，42头毛驴2个多小时便跃然纸上。60年代，136厘米*370厘米的巨幅作品《奔腾急》（又名《藏童上学图》），不到3小时便一气呵成。黄胄主张画速写快不是目的，快并不意味着盲目落笔，要完整、充分、充满激情。他说过“画几张站得住的，比画上一百张一般化的速写还强”。

　　黄胄的速写成就得益于很多方面，主要有三点：一、受赵望云先生影响，早期的作品是经过整理的毛笔写生。二、受德国画家门采尔、珂勒惠支影响，速写时更肯定，在事物的刻画上更准确。三、吸收了齐白石等人的写意画技巧，逐步解决了笔墨的造型问题。

　　刘晓林：谈到黄胄先生的速写，人们会发现黄胄先生的速写作品中常运用很多的复笔。复笔的运用对画家来说是很谨慎的事情。中国传统绘画的评判，谢赫的六法论是很重要的依据。其中有一条是骨法用笔，其不仅讲绘画作品中线条的力度，还包括简洁性。在简洁性这点上，正好是复笔运用的弱势所在，但在欣赏黄胄先生的作品时，会发现他的复笔运用恰到好处，这是为什么？

　　郑闻慧：有一点，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表现事物飞舞、奔跑、转动等动态时，黄胄才会用复笔。对于面部五官是不用复笔的。复笔的运用对整个画面产生强烈运动感，烘托热烈氛围，造成满壁风动的效果是很有好处的。

　　刘晓林：人们谈到黄胄先生时，常会把他做为杰出的人物画家来看待，其实是不太准确的。黄胄先生的动物、花鸟作品艺术成就也是相当高的：例如他笔下的毛驴、马、骆驼、狗、猪、麻雀、喜鹊……。这一切与他的极高艺术天份有关，然而与他超人的勤奋密不可分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黄胄先生的画稿是以麻袋来计算的，这在整个中国画史上也是少有的。如同熟悉齐白石先生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一样，黄胄先生的“必攻不守”人们也很熟悉。黄胄先生为什么提出“必攻不守”这一观点？

　　郑闻慧：他说过这样的话：“学画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我想“必攻不守”的根本前提是持之以恒的勤奋。十年浩劫时，黄胄身心备受摧残，因脊椎综合症住院长达两年零九个月。住院期间，他忍着手脚麻痹痛苦，在腿上放画板作画。在《小鸡图》上，他写道“此1978年病中作……能提笔作画，不致残疾，挥汗自喜也”。我国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时，赠送日本的国礼《百驴图》也是住院时创作。黄胄自我解嘲作画是镇痛良药。他就这样以生命之力在艺术创作中去进攻，不知疲倦地去笔耕：每年画上百幅作品，平均每月要画两刀宣纸……。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他的“攻”有坚实“守”的基础。他在向生活学习的同时，也在向传统学，向历代名作、历代大师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尽最大可能临遍了所见前贤作品。唐宋画作的严谨法度和生活情趣、元人画作的深邃意境和笔墨趣味、明清诸家的率性之意和鲜明个性，甚至民间作品、出土文物的浑朴之风都给黄胄以启迪。

　　刘晓林：我这样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优秀艺术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仅仅自已作品画得好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影响数代甚至更长远。他不仅完成了继承的使命，而且有了发展甚至突破。至1997年，黄胄先生在中国美术事业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黯淡。相反，日益凸显。当代中国画坛的很多画家，尤其是人物画家，直接或间接得益于黄胄先生，很多都已成为中坚力量。

　　黄胄先生去世后，郑馆长您为让世人更多了解黄胄先生的艺术、为炎黄艺术馆更好发展、为宏扬民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郑闻慧：我和黄胄19岁就相识，作为他的学生，他的家人应该把他的作品介绍给社会，便于后人对他的研究。同时，黄胄已不仅仅属于某个人，他属于整个国家。

　　这几年，我写了《炎黄痴子——我的丈夫黄胄》，在纪念黄胄诞辰80周年时，出版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的《黄胄作品集》，同时黄胄美术基金会也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对了，9月28日我们会举办纪念炎黄艺术馆成立15周年的活动，到时希望你们来参加。

　　采访进行了近3个小时，不时有电话打进，很多事情需要郑馆长去处理。有些问题来不及细谈，例如黄胄先生绘画以外的爱好、黄胄先生的宽阔胸怀、黄胄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成就、黄胄先生与郑闻慧女士的相濡以沫、郑馆长在绘画上显为人知的艺术成就。

　　有人说，曾已逐渐失去活力的中国人物画的颓势被黄胄先生首先突破了；还有人说，他画什么都姓“黄”；更有人说，在黄胄的艺术前可以马上跪下……这一切，无论在黄胄先生的生前还是身后都不重要。对先生而言，他深知“泻水置平地东  



西南北流，朝露丹青途慷兮慨思忧”。换言之，无常人生如泻平地之水，流向何方？谁知道，谁可料。短暂人生想有所成就是多么不易：既要知天行，还要天行健。先生的一切慨叹忧思无不与艺术有关！无不与祖国有关。

　　黄胄是谁？中国美术史上谁也绕不过去的坐标，华夏历史上谁也不能忘记的炎黄之子……

　　黄胄便是黄胄！

　　附记

　　1、黄胄先生对戏曲很感兴趣，很多地方戏也很熟悉，他的河南坠子、山西梆子唱得相当不错。20世纪50年代，他在西北教学时常唱给学生听，也吸引了郑闻慧女士。

　　2、黄胄先生与郑闻慧女士婚后不久，便一人离开西安回到西北军区。作为婚礼司仪的石鲁先生跟郑闻慧女士开玩笑，说西北的“风婆子”多，会把黄胄折腾惨的。石鲁的玩笑害得郑闻慧女士为丈夫担心了很长时间。

　　3、据说，刘海粟先生任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时，很多人不同意。黄胄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有机会离开祖国过舒适生活时，刘海粟先生却选择留在了祖国。这一条就是很值得尊重的。

　　4、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黄胄与毛驴相依为命，他把毛驴当作朋友来看待。以至于毛驴为了减轻主人的劳累，每当路过酒馆时便停下，直到黄胄先生从酒馆微醉而出。

　　5、唐山大地震前期，唐山市政府邀请黄胄先生前去画瓷器。对艺术精艺求精的黄胄先生来说，因不满自己创作的《曹雪芹》，数易其稿，婉谢邀请，没想到躲过人生一劫。有人说是“曹雪芹救了黄胄”，实在是黄胄先生对艺术的执着救了自己。

　　6、在访谈中，郑闻慧女士多次提到赵望云先生。她说赵先生不仅是黄胄的恩师，也是黄胄的父亲。作为黄胄先生来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赵望云先生的后代对黄胄先生也以兄辈相称。据说，世界知名大提琴手赵望云先生的儿子赵季宵先生就是在黄胄先生的一袋“油泼辣子”的“利诱”下走上了音乐之路。

　　7、黄胄先生把自己进藏的皮大衣给了学生，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完不成的事情学生能好好完成。

　　8、因为黄胄先生高尚的人格力量，炎黄艺术馆的建立得到了各个行业，世界各地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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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胄年表  

　　1925年3月31日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自幼酷爱绘画，自学成才。  

　　1933年随母亲到陕西宝鸡上小学。  

　　1939年(已卯,十四岁)　2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潼关，后又轰炸西安，黄胄随母亲和姐姐逃难到宝鸡，在宝鸡纺纱厂办的惠工中学读书。　一次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中，他获得一面上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经语文老师讲解后，遂取名黄胄，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  

　　1941年因父亲病故初中二年级辍学。  

　　1942年(壬午,十七岁)　7月，著名画家赵望云迁居西安，经赵望云同乡刘持钧介绍，他认识了赵望云。他把自己的速写给赵老师看，没想到，受到了赵望云老师的赞赏和鼓励。

　　1943年夏拜著名画家赵望云先生为师。

　　1944年随著名画家韩乐然在八百里秦川旅行写生。  

　　1945年(乙酉,二十岁)秋，他一人先期返回西安为老师看守宅院。期间，除了画画，又写小说，并向报刊投稿。用“黄胄”笔名，第一次在《西安夜报》上发表鲁迅小说《示众》插图，兴奋不已。冬，赵望云介绍他去河南开封《民报》社工作，赵望云好友傅恒书任《民报》社长。期间，他创作《负荷》等漫画作品，受到好评。结识了姚雪垠、刘砚和旅美爱国华侨画家司徒乔等人。

　　1946年心怀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赴河南黄泛区写生。

　　1947年(丁亥,二十二岁)继续任《雍华》杂志编辑。在第八期以梁叶子笔名撰文《画家与时代》，对名人雅士玩世不恭者极尽贬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撰文道：“要做—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创自己的美的道路，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的可视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他的艺术思想、艺术道路更加明确。3月，徐庶之拜赵望云为师。7月30日，韩乐然老师从乌鲁木齐飞往兰州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知道后十分悲痛，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兰州老师家里，吊唁老师，慰问师母。冬，方济众辞师还乡。  

　　1948年(戊子,二十三岁)年初，《雍华》杂志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共出十期。“在期刊里，看出他不凡的手笔。黄泛区的毛笔速写，还有工厂速写和戏剧速写，大幅图画和木刻。题材都是人物和毛驴之类。虽然还带有老师的影子和三分稚嫩气，但所绘人物之传神、造型之准确、线条之流畅，和他五十年代的速写水准风格已很接近了。”美术评论家程征看后这样评价他。

　　在办《雍华》杂志期间，他还在西北中学教过图画课。

　　夏，随赵望云老师到青海祁连山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写生。他们的作品在兰州展出时，他代表老师去机场接著名油画家、美术事业家常书鸿先生。在机场，常书鸿见到他随身携带着自己制作的自动速写画夹，很新奇，画夹展开后足有一二丈长的横幅，上面画满了各种人物和毛驴的速写，奔放自如，了无拘束。常书鸿激动地说：“你这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努力，将来肯定成为了不起的大画家啊!”

　　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前往画展参观后，邀请他们去新疆写生，他们乘飞机去了乌鲁木齐，用了近三个月时间画了大量当地民族风俗生活作品，春节临近才返回西安。徐庶之看到他的作品后说：“画得很好，我的心动了。”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新疆去。

　　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军区做美术工作。  

　　1950年创作《爹去打老蒋》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受到美术界的重视。木刻画《人畜两旺》获文化部奖。

　　同年秋至1954年兼任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创作课讲师。  

　　1951年（辛卯,二十六岁）继续在《战士读物》社工作。徐悲鸿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新中国一年来美术上之成就》，文中提到西北的石鲁和黄胄，称赞“二人皆在盛年，前途未可限量。”

　　1952年《苹果花开的时候》参加展出并获奖。  

　　1953年《打马球》获全国青年画展一等奖。

　　1954年与郑闻慧女士结婚。

　　1955年春调到北京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

　　1956年(丙申,三十一岁)麦收前夕，奉命采访战斗英雄李来财，路经十年前去过的河南黄泛区。今昔巨变，使他感触极深。随后作《歇晌》，又名《在战火燃烧过的地方》。表现农家妇女割麦歇晌时平静幸福的劳动生活。此图画出了女人曲线美。“文革”时，被扣上“黄色”画的帽子而没收，至今下落不明。同年，作《金色的道路》，表现藏族同胞在青藏公路边，支起帐篷为筑路的解放军献上一碗碗酥油茶。此作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年画，深受西北地区人们的喜爱。秋，以记者身份参加中央和解放军组成的赴新疆慰问团，以慰问团团长许广平帮厨为题材，作《春节劳军图》。后继续在北疆、南疆等地区采访写生半年。

　　1957年《洪荒风雪》获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

　　1958年《赶集》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铜质奖。

　　1959年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

　　1960年(庚子,三十五岁)7月，受命到四川金沙江畔基层部队下连队当兵锻炼一年。战士们都称他“黄老兵”。常去营外藏族牧区，了解牧民生活。

　　同年，作《我爱北京天安门》，并为《绿色远方》少儿读物作插图。

　　1961年(辛丑,三十六岁  )为堂兄梁斌小说《红旗谱》收集插图形象。先后为人民文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各画出一套插图。7月底，受命以随军记者的身份，与同道赴福建边防战斗前线，深入边境海岛采访写生四十余天，画了大量表现海防前线军民联防战斗生活的画作。返京后，与同道举办联展。他作的《女民兵》、《炊事员》等得到好评。

　　1962年(壬寅,三十七岁)

　　再次作《祖国的眼睛》，后更名为《巡逻图》。《巡逻图》再次被国防部作为国礼送给胡志明主席。

　　秋，受命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做随军采访。出行前在离火车开车前三个多小时的间隙，不打草稿，泼墨挥毫，一气呵成，画了一幅丈二匹大画，取名《奔腾急》，又名《藏童上学》，送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在后来黄胄创建炎黄艺术馆时，邵宇又捐赠给了炎黄艺术馆。

　　1963年(癸卯,三十八岁)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胄作品选集》。这是他的第一本画册，邓拓在《人民画报》第九期撰文《黄胄作品中的“三新”》，提出黄胄作品有“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的特点。

　　同年，在保定举办速写展，适逢水灾，作品尽失。

　　同年，第四次去新疆访问写生。

　　1964年(甲辰,三十九岁)

　　去井冈山、韶山等革命老区采访。

　　以革命历史题材作《井冈山第一面红旗》、《谈心》、《亲人》等。  



　到革命老区采访写生后，始画竹子。

　　同年，母亲病逝。

　　同年，再次作《洪荒风雪》。

　　1965年(乙巳,四十岁)

　　到湖南醴陵县参加“四清”社教运动。

　　1966年至1972年因“文革”被迫搁笔。

　　1975年任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

　　1976年11月至1977年2月为周总理纪念馆创作《鞠躬尽瘁为人民》。

　　1978年夏，带病为国家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创作国礼《松鹰图》。为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创作《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裕仁天皇。

　　1979年8月带病赴新疆作第五次访问、写生。

　　1980年参加主持中国画研究院筹备工作，任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先后为钓鱼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处作画二百余幅。

　　1987年10月立项建炎黄艺术馆，并担任筹备处主任。

　　1988年12月为炎黄艺术馆募集资金，建立了黄胄美术基金会，并担任一届会长。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成立，任炎黄艺术馆馆长。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书画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1997年4月23日逝世。